回帖：四十八、黄帝为什么“令伶伦作律吕”？

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前汉书》等，俱言黄帝时的乐官为伶伦，并说黄帝曾令其作律吕、铸黄钟等。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载：“黄帝令伶伦作律吕。伶伦自大夏之西，乃至陯（昆仑）之阴，取于嶰溪之谷，以生空窍厚钧（匀）者，断两节间，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，以为黄钟之宫，吹日少舍。次制十二筒，以之阮隃之下，听凤凰之鸣，以别十二律。其雄鸣为六，雌鸣亦六。以比黄钟之官，适合。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，故曰黄钟之宫，律吕之本。”
黄帝为什么令伶伦作律吕？其历史原因是什么？这种史事记述的可靠性如何？虽然，我们不是神话中那样的神人、仙人，其寿几千年、几万年乃至不死，可以亲见亲闻很多史事；也没有前知五千年、后知五千年的本领。但是，我们可以运用历史的，唯物的辩证方法，对我国音乐发展史作一番考较，尚不难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。
在这方面，我们与古代研究史事的人们相比，有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：
其一，是有了甲骨文字的发现和研究。甲骨文是商代的通用文字，它的创造，以及字形上的史事反映，至少为夏代以前的事；
其二，是自1949年以来，我国的考古事业有了飞速发展。40年来，已有大批古文物发现，这又为我们了解历史情况提供了实物证据。我们以古文字的反映、古文物的发现，去与古史记述相对照，便可知道史志记述的可信程度。
要准确地判断黄帝令伶伦作律吕是否可信，首先是要看在黄帝时期乐器的产生和发展情况。
一、我们先看史事记述资料。《礼记·礼运》载：“篑桴而土鼓，犹可以致敬于鬼神。”《明堂位》言：“土鼓、篑桴、苇龠，伊耆氏之乐也。”伊耆氏者，按熊安生言，即神农。由此可知，远在神农时期，已有了苇龠与土鼓这种乐器。苇龠，即用竹管排编而制成的管乐；土鼓为打击乐，以陶为框而蒙皮。篑桴，即束草或用泥捏的击鼓之槌。如《周礼·春官·龠章》云：“掌土鼓豳龠。”郑玄引杜子春语，注曰：“土鼓以瓦为匡，以革为两面，可击也。”大约，这种最原始的鼓，烧制而成的陶框易碎不说，且不很响。故到了轩辕黄帝之时，就进行了改革，改用木框，蒙以鼍皮，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云：“东海中有流波山，其上有兽，状如牛，苍身而无角，一足，出入则必风雨。其光如日月，其声如雷，其名为夔，黄帝得之，以其皮为鼓，橛以雷兽之骨，声闻五百里。”
《山海经》因是古巫史所记古帝王祭祀山川内容之书，述事荒怪为其特色。然依我的应用实践证明，倒越是古怪荒诞、以今人见识难解其意者，才成文越早，而混杂有战国秦汉之际已形成的典故者，则为后人补进的痕迹。这一条记述中的“一足”二字，似系后人据“夔一足”的误传而羼入经文。其实，此文中之“夔”，即鼍鱼类，今名“扬子鳄”，是已经灭绝的古恐龙活化石。鼍，古代又称为鼍龙，商代青铜器上的夔龙纹，其形状正是扬子鳄：四足，有尾，其鳞因图案线条化而不见，头形似牛而无角。又，陆佃于《埤雅·释鱼》中引晋安《海物记》云：“鼍宵鸣如桴鼓，今江淮之间谓鼍鸣为‘鼍鼓’，亦或谓之鼍更；更则以其声莲蓬然如鼓，而又善夜鸣，其数应更故也。”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明白“鼍”和“夔”原指一物。《山海经》经文描绘其“状如牛，苍身而无角”者，是以其头形似牛，四足、有尾、体形较大、且牛皮也作蒙鼓之用的诸相类之点而言；
“东海中有流波山